长期以来，美国人总是自豪地说自己的国家如何平等和富有，在外界不少人心目中，美国是一个独具特色的地方：哪个孩子长大后都有可能成为总统；一个精英汇聚的地方；知识和雄心比出身更重要。甚至有人以富兰克林为例子，说富兰克林的父亲不过是一个蜡烛和肥皂生产商。最初，他在一家印刷厂当学徒，几乎一文不名。但最终，他赢得了巨大的财富，42岁时就不必再为金钱发愁，可以专心从事政治和外交活动了。穷人家庭的孩子并不会一生贫苦，这是美国自画像的重要特征。

　　长辈的收入影响后代

　　美国人自己的说法毕竟只代表他们自己的观点，外界的传闻也仅仅是传闻而已，事实是，美国人社会阶层的变化要比传奇故事复杂得多。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的贫富差距就一直在扩大，但穷孩子致富或富孩子沦落到中产阶级的几率却没有改变。虽然美国人仍认为，在脚下这片土地上，成功的机会比比皆是，与社会阶层严谨的欧洲相比尤其如此，但现实却指向了另一个方向。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不少经济学家还认为，父母的优势传递给孩子的机会并不多，几率可能在20%。富豪的孙子与穷汉的孙子相比几乎没什么优势。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贝克甚至说，“穷和富都不会超过三代，贫穷不会变成一种代代相传的‘文化’。”

　　但有学者经过长期研究发现，美国人社会阶层的变动幅度并不像他们原来认为的那么高。最近10年更详细的研究数据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美国人社会阶层的升降速度越来越慢了。另有调查发现，父母收入方面的优势至少有45%会传给子女，最高可能达到60%。如果用后者来推算，那么不单单是一个人父母的经济状况很重要，连他高祖父的收入状况都会在他的子孙身上体现出来。

　　政治家反对政府干预贫富差距

　　许多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遍地是机会。他们认为，只要自己的孩子刻苦努力，就很有可能获得成功，贫富差距再大一些也没什么了不起。这是对美国人为什么远比欧洲人更能容忍贫富差距扩大的最好注释。也正是这种毫不动摇的信念指导着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但美国公民选出的领导人大多是这样一种人：反对通过政府手段抑制那些导致贫富差距加大的因素。这些政治家们认为，提高最低工资或者要求雇主提供健康保险，会极大地损害经济增长。

　　美国人普遍认为，他们的社会阶层变动速度要快于欧洲人，但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却强调，最近几十年，欧洲大陆和加拿大贫困家庭的孩子要比美国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有机会致富。最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关于欧洲和北美洲社会阶层变动情况的书，作者把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同类调查数据作了一些调整，以便进行对比研究。“美国和英国似乎是富裕国家中社会阶层变动性最差的，法国和德国多少比美国好一些；加拿大和北欧国家则好很多。”

　　芝加哥大学教授贝克不太情愿地说：“我仍然相信如果你家境平常，你在美国比在其他地方更容易发展，但我们得到的数据却越来越不支持这一点，这使我们越来越难坚持原来的看法。”但他又说，人们还是不断地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流动。去年夏天，大约三分之一的大学生说他们的父母均未接受过大学教育。另外，社会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一般美国人的生活水准都比父辈要好。目前人们享受的种种便利——移动通讯、癌症治疗、互联网服务——都是父辈和祖辈从未享受过的。

　　后代不如前辈

　　富兰克林的经历是反映美国社会阶层变动的最好证明。富兰克林众多传记的作者之一伍德在2004年写道：“他是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楷模，他的一生是一个典型的美国人的成功故事，一个从社会底层到财富和名声享誉海内外的故事。”14岁的爱尔兰移民梅隆把当年读到富兰克林的畅销著作——《自传》的经历看作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梅隆在一份回忆录中说，曾经比我还要穷的富兰克林凭勤奋和节俭成了一个博学而智慧的人，并拥有了大量财富和很高的声望。于是，年轻的他离开了家庭农场，成为一名成功的律师和法官，后来建立了如今的匹兹堡梅隆银行。在这家银行的门口，他竖立了一尊富兰克林的雕像。

　　靠自我奋斗取得成功的产业家安德鲁·卡奈基1890年在《纽约论坛报》上撰文列出了各个行业的领军人物，这些最初当过职员和学徒的人都曾在最严厉但也最有效的学校——“贫穷”中得到了磨练。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史学家约瑟夫说，在过去，“无需别人告诉你，你就有亲身经历，如果你没有，你的邻居中也会有人有此经历”。约瑟夫仔细梳理了美国和英国1850—1920年间本国出生的父子职业等人口统计资料。结果显示，在美国19世纪末期，无一技之长的人的子女有80%以上后来进入了收入较高、地位也较高的行业，但在英国这个比例不到60%。他分析说，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的年轻一代能做大多数英国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从乡镇迁徙到繁华的大都市，然后迅速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例如，1850年，14岁的詹姆斯住在纽约西部一个小村庄，父亲是一个按日计酬的工人。人口资料显示，30年后，詹姆斯成了一个白领，地位提高了许多，他与妻子以及4个孩子住在了纽约市的高档寓所里。

　　约瑟夫说，1910年以后到大萧条之间，美国经济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变化。在20世纪，美国社会阶层之间的变动不那么频繁了，与英国的情形开始接近，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地区间经济变得越来越相似。因此，要想通过单纯的迁徙来实现经济地位的大跃升开始变得困难。另外，随着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先是高中学历，后来又是大学学历，要提升社会地位开始变得只是有钱的父母才能提供，也就是说，只有经济状况良好的父母才能让孩子继续求学之路，无需为生活所需而中止学业去谋生。

　　智商不是决定成功的重要因素

　　不管情况如何，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富兰克林成长史所激发的美国社会流动性极强的观点仍在继续得到认同。二战后，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最初移民的人们成绩斐然。在大多数美国人眼中，他们的孩子毫无疑问将进入更高的阶层。但也有人认为，教育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与70年代形成对比的是，一张大学文凭在如今的就业市场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学毕业生往往会与其他大学毕业生结婚，然后将自己的孩子送到较好的小学、中学以及大学，这样他们的孩子就拥有了长期优势。

　　聪明的成功人士的子女也将具有出众的智商，并取得成功，这种看法听起来很有吸引力，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智商的确存在一定联系。但大多数研究发现，智商在决定一个人能否取得经济成功方面并不是最大的影响因素。

　　有美国媒体报道说，不管怎样，美国人依然珍视几百年来“在美国这片土地上，过去和父辈都不会成为个人发展障碍”的观念。富兰克林在《自传》中直言，他是在贫穷中长大的，早年的经历帮助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现在的另一个版本中，他的孙子特姆勒改变了措辞，以强调其中不变的精神：“通过自我奋斗，我创造了巨大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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