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快乐的少年生活，为他们的心里投下了阴影

    15岁的封涛与林超一样备受学习困扰。就在一周前，因心情抑郁而要跳楼的他被父母拉了回来。

    对封涛而言，他没有周末。即便在春节，父母也只在除夕和大年初一给他放了一天半的假。其它时间，他除了上学就是在补课。

    从上初中开始，封涛的脾气变得暴躁，经常失眠，食欲时好时坏，经常摔砸家里的东西。但父母并未因此给他减轻学习的压力。

    封涛认为自己是台机器，没有生命，不为自己活着，他认为结束生命是一种解脱。

    在中国，因为孤独抑郁而患有行为问题的儿童越来越多，这已经开始引发人们的忧虑。

    在儿童期，这些行为问题常常属于家庭范围内的调节和适应困难，因此往往与父母对待孩子的态度和方式密切相关，体现在抚养、教育、管理等方方面面。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2020年以前全球儿童精神障碍会增长50%，成为最主要的五个致病、致死和致残原因之一。而在中国目前，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卫生状况也非常严重。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研究员王玉凤告诉本刊，中国17岁以下的儿童青少年中，至少有3000万人受到各种情绪障碍和行为问题的困扰。中、小学生心理障碍患病率达到21.6%至32.0%，突出表现为人际关系、情绪稳定性和学习适应方面的问题。

    这个数量庞大的群体包括三部分组成。首先是重度精神病症患者，比如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等，这部分所占比例很低；其次是精神障碍患者，这包括常见的多动症、儿童抑郁症、儿童孤独症、儿童焦虑症等；第三则是一部分精神疾病高危人群，所谓高危人群是没有达到精神障碍的诊断标准，但是已经开始具有其中的一些症状表现，如果任其发展则会转变为病症。

    3000万儿童，尽管这个庞大的数字已经让人忧心忡忡，但实际情况可能远不止此。

    刘津博士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的办公室主任，她告诉记者，“3000万”这个数据已经用了多年，这个数据本身也只是一个估算，关于儿童精神卫生方面，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做过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只能通过各地所做的一些局部调查来估算。

    “3000万是最保守的估计，实际人数可能扩大到5000万。”刘津说。

    如果从总体上无法了解准确的数据，从一些局部调查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势态发展的严重。

    2005年上海市妇联所公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上海市中小学生的心理障碍发生率达21%～32%。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从1984年以来，对北京市某些城区的小学生作过四次儿童行为问题患病率调查，1984年为8.3%，1993年为10.9%，1998年为13.4%，2001年则增长到18.2%。尽管这四次调查在选择区域时前后有所变化，但它所反映的增长态势无疑是严峻的。

    这意味着，如果以以上比率推算，在中国3.4亿儿童青少年中，有近五分之一的孩子正在遭受着心理煎熬，这听起来令人沮丧。

    让人忧虑的是，诸如多动症、焦虑症、忧郁症等心理疾病所瞄准的“侵犯对象”越来越低龄，“来到世间便开始遭受苦难”在这些孩子身上一语成谶。

    刘波今年10岁，在学校里他很少与同学交流，老师在课堂让他回答问题时，无论是否知道答案他都站在那里一声不吭，久而久之，老师减少了提问他的次数，而他也变得越发安静。刘波的妈妈说，从6岁开始，刘波开始变得怕生，不愿意接触人，即便是亲属的孩子来了，他也有意无意地回避。直到不久前，刘波的妈妈看到儿子在一张纸上写着“活着没有意思”时，才开始觉得问题的严重，带着他去医院做心理检查，刘波被诊断为儿童抑郁症。

    刘波所处的年龄正是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儿童所表现出来的心理异常，通常不会自动恢复，从而直接对其性格造成重要影响，导致性格压抑、心灵创伤，阻碍他们社会性的发展和交往能力的发展，一直延续到成年。

    这种抑郁症往往还是自杀的先兆。因为无法更好地适应社会以及面对挫折，很多孩子在进入青春期或者步入社会后会产生轻生的想法。目前精神障碍和自杀已经占我国疾病总负担的20%，居各类疾病之首。

    那些身处不幸中的人需要帮助，但情绪障碍与行为问题的低龄化往往使这很难做到。

    “孩子心理问题的初期症状并不明显，家长通常不会给以足够的重视。”刘津的临床诊断经验告诉她，目前中国大部分家长不会把孩子的情绪异常当成一种疾病。

    而这往往会使事情变得很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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